高价彩礼之痛 背后原因是什么?

二问：“高价彩礼”背后成因是什么?

“‘高价彩礼’的成因多被归咎于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记者解释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出现失衡，在2004年达到121，江西、广东、海南、安徽、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。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，出生性别比开始稳步下降，七人普数据显示到2020年已降至111.3左右，也即每诞生100个女婴，就有111.3个男婴来到世上。据测算，男性过剩人口在3000至5000万。

而在城镇化进程中，人口的迁移流动又加剧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。“大量农村青年来到城市，城乡通婚圈融合，适婚青年有了更多选择，资源较差的农村男性劣势地位加剧。”靳小怡表示。

易女士也有同感，“以前彩礼也没这么高，几万块就行。但现在，特别在偏远农村地区，很少有女孩想嫁过去。这就导致本地人去外地讨媳妇，包括本省的赣州，云贵地区，甚至还有东南亚国家。”易女士告诉南都记者，近期她听说过最高的一笔彩礼高达42.8万元，是一名“三婚”女性嫁到当地较为偏远的农村。

这种情况还催生出许多职业媒人，他们游走在乡间，每介绍成功一对，便能收取数万元介绍费。“但这种职业媒人不是很靠谱，为了赚钱，还会隐瞒智力或身体有缺陷等信息。”易女士透露，“我们当地有个智力有些问题的女孩，职业媒人把她连续介绍给四位男性，女方家收到的彩礼加起来近百万。”

靳小怡发现，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、圈子文化浓重的乡村社会中，缔结婚姻易受到攀比、从众心理的影响。她举例称，农村地区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，除了有“养个女儿不容易”的想法外，更多的考量是“别人家都要这么多，我为什么不要”。而当女方家庭所收的彩礼明显低于普遍标准时，也会被村民议论“坏了规矩”，因此受到埋怨、排挤。

“大部分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过得幸福。城区家庭一般都会让女儿把彩礼带走，还会贴补一些给小家庭。”易女士认为彩礼还是得收，不收彩礼怕女儿被男方轻视。“彩礼其实体现了男方对女方和这门亲事的尊重，丰俭由人。如果男方是外地人，根据双方的习俗，商量着来就行。”

张先生也认为高价彩礼来源于攀比。“比如我们邻居家给了20万，我就肯定要高于20万。因为邻居之间会讨论彩礼的事情，还会进行比较。”

另一名老家在江西的祝女士同样表示，网传的“天价彩礼”或许会有些“水分”，有的家庭为了面子，会宣称自己给出了高价彩礼。但实际上，双方父母会在私底下商讨具体的彩礼数目，有些甚至还会考虑分期给付彩礼。

三问：各地抵制“高价彩礼”有何尝试?

2月13日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。文件在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”方面指出，“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，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，党员、干部带头示范，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

南都记者注意到，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“高价彩礼”。为移风易俗治理“高价彩礼”，全国多地开展了不同行动。

2020年5月，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助力脱贫攻坚，推进社会风气好转，并于次年将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，实验时间为3年。

甘肃、四川、宁夏等地市区(县)直接对彩礼、酒席花费制定标准。2022年，甘肃定西市提出9条“硬核”措施，利用8个月时间对高价彩礼、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进行集中整治。其中包括对彩礼、酒席“限高”，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，婚嫁活动双方不超过2天;举办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，在城区每桌不超过880元，在农村地区举办婚事每桌不超过480元。

同年7月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布的《移风易俗条例》提出，按照传统习俗确需给付或者收受婚嫁彩礼、礼金，彩礼的标准和礼金的种类、标准应当遵守村规民约(居民公约)等相关规定，要自觉抵制索要高额彩礼、礼金或者利用彩礼、礼金干涉婚姻自由;操办婚事时应控制婚嫁宴请对象、范围、次数、随礼标准及接送亲车辆、人数和聚餐(宴席)规模、标准等。

今年2月，宁夏泾源县也出台《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(试行)》，提出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，并逐年下降，酒席不超过10桌，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。此外，加大“零彩礼光荣，高彩礼丢人”宣传力度，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社会氛围。

而在2022年9月，江西广昌县就曾为“零彩礼”的10对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，这场婚礼在线直播，观看量超4万人次。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表示，“这么热闹又有仪式感的婚礼，是多少彩礼都换不来的。”

同年11月，在江西省进贤县人民广场，进贤县委宣传部、县妇联、县民政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二届“树文明新风不要彩礼要幸福”集体婚礼，现场16对新人参与，共同倡导“抵制奢靡之风，反对高额彩礼”的文明新风之举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尚。

“政府对于这种婚育新风的宣传和倡导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记者表示，观念的扭转对于抵制“高价彩礼”至关重要，地方政府因地施策、逐步完善与细化相关措施，充分考虑不同乡村的经济社会状况、村民文化素质等因素，对彩礼标准进行具体地规定，“能够实现精准打击和治理”。

刘建生也认为，“限礼”标准、村规民约(居民公约)等移风易俗措施对于降低婚嫁成本、形成新风尚能够发挥一定作用。

四问：“高价彩礼”治理难点在哪?

多措并举之下，部分地区整治“高价彩礼”取得成效。2022年底，民政部召开全国婚俗改革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，指出各实验区从开展婚姻家庭辅导、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、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、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四个方面入手，“细化实施方案，聚焦主题主线，采取有效措施创新试点，较好完成了阶段性实验任务”。

河北河间市介绍称，该市被确定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后，自2021年4月以来，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，其中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占比88%，每桩婚事花费比之前平均减少7万至15万元。

2021年5月20日，河北省河间市在瀛海公园举办“零彩礼”公益集体婚礼，26对新人身穿中式传统婚服执手入场。

日前，甘肃定西市也公布了高价彩礼的治理情况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攻坚年行动自2022年6月份启动实施以来，当地70%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0至5万元以内，平均为4.9万元，比行动前下降了10.9%。

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也表示，移风易俗专班运行以来，全州共报备红事991起，白事2527起，共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，涉及金额7010万元，收集村(居)民从简办理婚丧事宜的典型案例263起，群众“不愿收、也不愿送”的氛围已初步形成。

然而，根治“高价彩礼”难题，依然无法一蹴而就。靳小怡向南都记者分析，“人口是一个大的惯性系统，未来可预期的二三十年内，我们的婚姻市场供需都是不平衡的，彩礼问题甚至可能更加严重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治理过程。”

靳小怡认为，“治理的底层逻辑是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。”她在调查中发现，“高价彩礼”也并不能保障婚姻幸福，“我们发现部分收取高额彩礼的家庭，婚姻质量不高，一个是离婚的意愿比较高，另外婚内家庭暴力发生率比较高。”她表示，应倡导回归婚姻的本质，将其建立在彼此了解和真实情感之上。此外，还应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，加大中西部农村居民教育投入，令其能够接受正确的婚恋观。

“ ‘高价彩礼’背后的另一个问题，是农村‘光棍’增多。”刘建生告诉南都记者，“有的男性四五十岁还是单身，宁愿多花点钱也想成个家。”

靳小怡也观察到，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难以快速转变，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应受关注，“比如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，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养老需求，营造更宽松的社会环境，减轻对他们的社会排斥。”

此外，她表示，还应加强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社保等优质资源在城乡间、区域间的合理配置，促进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，避免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男性婚姻挤压。

从根本上破解“高价彩礼”难题，刘建生认为，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进行移风易俗;另一方面，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，不断缩小城乡差距，“让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发展，让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乡村安家落户”。